我的右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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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曲步
　　很多人的生命就像被复制、被循环的钟摆，表面很华丽很高贵，实际上没有个性，没有意义。生命不能被格式化。
　　王蒙的适应性很强，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。
　　有些人一旦确定一种原则，就以生活作为这种原则的实践。如果不那么做会觉得心灵有残缺，这样的人很崇高。
　　王蒙有青春的力量。政治往往使人早熟、硬化、老化。而文学使人有普世的悲悯。文学是解构性的，它要打破所有的禁锢，建立起普遍的良知、普遍的人与人的感情。
　　很多人的视野有边疆，比如自我的优越感、与下层人的距离感。他们只在自己狭隘的圈子里进行同质化的交流，人的感情到这里就停止了。
　　有青春感的人能看到世界的裂隙。王蒙看到一个被纳入新体系的人不是趋向新生而是趋向死亡（《组织部来的新青年人》）。
　　一个人的下限很高，移动性就差。王蒙到伊犁做农民，刚好躲过了文革。
　　生命有情趣，有焦点，能量集中，有立场，有出发点，有落点，整个生命就建构起来了。生命是有活性的，生活处处都有情趣。
　　建国初期的中共领导者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。他们一方面重视阶级斗争，一方面也没有忽视洋务运动“富国强兵”的愿望。但中国不是宗教国家，无法追求灵魂性的东西。中国是世俗性的国家，强调现代性（四个现代化）。

二、短篇小说《春之声》
　　借鉴意识流的创作手法，不同于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的叙述模式，尝试以人物心理为中心的漂泊结构。
　　人常常生活在无意识中，受社会的诱导，缺乏自觉性的生活（被绑架、被异化）。
　　生活提供了全场景，我们有一千种理由去改变当下的生活状态，常常寡不敌众。社会的报偿机制很厉害，它鼓励遮蔽自我意识的生活。人们就常常按照这种“合理”的、符合社会期待的方式生活。

三、《坚硬的稀粥》
　　写于“***”之后，“稀粥”而“坚硬”，篇名就很荒诞。小说暗喻一种社会结构。
　　中国缺乏荒诞小说。一切看上去合理，却又充满了对立。这到20世纪后逐渐被人接受。
　　人总是喜欢把违背自己逻辑的东西清除掉，清除不掉就假造一个。虚构性有两个因素：一是乌托邦，对未来的寄托；二是对新价值的肯定。人没有能力去消化荒诞就只能去想象，以此给自己的生命以解释。生活随着解释的不同而变化。
　　人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不等一。这由对生命的解释决定。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在前（比如结婚，不妨看成快乐的相遇，终究也有分离）。
　　生命的本质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差，大部分人是中等的、中性的，往往也就是用这种标准衡量世界，然后去清除一些东西。世界繁杂、多样，却不多元，都统一到一个标准。生命游移，在社会提供的情景中寻找确定性而不得。
　　有时候千万人聚集在一起，想做善行，实际却是恶性。
　　批判性要对世界，反思性要对自己，要对自己有深刻的否定力。
　　对于平常人、朴素的劳动性、中庸，我们不能去否定。同化或者蔑视大众生活都是不恰当的。
　　要容忍荒诞性、世界的不连续性、悖论，要敢于踏入两难，理解生命的沉重，从而获得价值。
　　《坚硬的稀粥》是中国荒诞小说很好的起点。
　　早餐本是俗常，是生活的最底部，一旦被意识形态化进入价值判断就成了问题。
　　成都的蜀文化是坚强、快乐的，对生命的价值理解没有商业文化的引导，保留了生命本原的东西。
　　复旦和北大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。
　　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，很多人的语言往往是经过自我检查的，是伪装的，丧失了一些清新的东西，是压抑的、病态的。
　　中年男性是社会的支柱，拉动并维护。人是经验积累的过程，也是硬化的过程。如果人生是自我力量不断生长的过程，到了中年就能很冷静地看待世界。
　　人的需要必须分清层次，要体系化，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其次的，什么是再次的。不要用低层的需求去取代高层的需求。
　　一个人定型之后，要改变内在的东西是很难很难的。
　　以往的生活只要有模仿性（模仿“成功者”）。
　　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有冲突，间接知识与直接经验有冲突，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冲突。
　　如今的时代是全球化大规模复制的时代。
　　人的不成熟是珍贵的，理想本来就具有不合理性，跌跌撞撞地前进，这个过程有很多振奋人心的东西。
成长的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。青年人独断，喜欢清除，理想主义，以为一切都是可超越的，企图斩断与社会的所有关系。清除的欲望连带着把自己复制给世界的独裁（德国纳粹）。
　　革命带有殉道色彩，虽然是积极的自由，但有强大的清除力和独裁性，可以催生一切恶。革命的逻辑下存在很多残忍（《悲惨世界》），有笑脸下的泪眼、这种残酷性是对他人的也是对自己的。《坚硬的稀粥》暗喻中国近代革命的崩溃。
　　年轻的思维没有过去。王蒙告别了革命。